《稽古錄》是《資治通鑑》的提綱。司馬光編年的目的不在記事，而在「考治亂之跡，俾後世有徵」。
一、一部書的綱領
《稽古錄》卷十六是司馬光的自序，也是全書綱領。他在這裏說明：這部書不是史事的堆砌，而是一面供後人查考的鏡子。
「稽古」二字，出自《尚書》「曰若稽古」，意為考察古事。司馬光承接的是從孔子刪述、司馬遷「究天人之際」到班固斷代的一脈史學（見9、12、13）。他相信，過往的治亂不是塵埃，而是可據以判斷當下的材料。
三、綱與目：稽古錄與通鑑
與《資治通鑑》的詳盡不同，《稽古錄》走的是「綱」的路線：自上古到宋，編年列其大要，使讀者一眼見興亡之脈絡。通鑑詳於事，稽古錄提其綱，二者互為表裏。這種「先立骨架、再填血肉」的編法，正是為了讓人讀得進、記得住。
司馬光在序中強調「治亂之跡」四字。他關心的從來不是朝代的名字，而是：為什麼有的能長治，有的驟亡？為什麼同一個制度，在前代有效、在後代失效？這種追問，使《稽古錄》超越編年，而成為一部「治理案例集」。
五、史家的謙抑
最動人的是他的謙抑。身為史家，他不以預言者自居，只說「將有考焉」——留給讀史者自己去考。這種態度，與他在政治上據理力諫、卻不強人以同的作風一致（見19、20）。
今天我們讀《稽古錄》，不必把每一句古訓當作指令。真正可取的，是這種「用過去校準現在」的習慣：遇到新問題，先問一句——類似的情形，歷史上發生過嗎？它是怎麼收場的？
六、稽古非泥古
「稽古」並非泥古。司馬光屢言「稽古」是為了「治今」，不是要人照搬古制。他讚三代之德，卻不主張恢復封建；他重漢唐之制，卻明白時異事殊。這種「借古人之事，證今人之理」的態度，與後世某些「言必稱三代」的復古論，恰要分開。稽古是方法，不是結論。
《稽古錄》的編次也透露宗旨。它先以《歷年圖》總括世代長短，再以《國紀》逐年敘事，末以《百官公卿表》列宋初職官（見職官與制度：百官公卿表裏的宋代）。從大勢到細節，從帝王到官僚，層層收束到「本朝」。這不是炫學，而是把抽象的「鑑」落到可查的「表」——讓讀者不止感慨，還能核對。
值得注意的是司馬光的史識位置。他處在王安石變法的風暴中心，卻選擇以一部「提綱」而非政論來回應時代。這或許正是史家的分寸：與其捲入一時的口舌，不如留下一部可供後人反覆查考的長編。他在變法與守舊：王安石與司馬光的爭論中的立場，最終都收攝進這套「讓事實自己說話」的編年裏。
八、鏡子的比喻
「鑑」這個比喻本身值得玩味。鏡子不替人做決定，只如實映出容顏；司馬光的史，也是要如實映出治亂的因果，而非代替君主裁斷。他寧可多寫「臣光曰」的按語點出教訓，也不肯把史書寫成操作手冊。這份對讀者的信任，使《稽古錄》歷久仍有可讀之處。
歸根結底，「稽古以為鑑」是一種關於時間的謙遜：承認自己面對的難題，前人多半也面對過；承認當下的聰明，需要在漫長的經驗裏受檢。這不保證不犯錯，卻能讓錯誤少一些、醒得早一些。對任何想認真做事的人，這或許比任何具體的史論都更根本。
九、開放的史書
司馬光的「謙抑」還有一層深意：史家不替讀者下結論，正是為了保留辯論的空間。若《稽古錄》只給教條，後人便只能照單全收；正因它留「迹」待「考」，不同時代才能各自從中讀出所需。一部好的史書，是開放的而非封閉的——這或許正是它能穿越千年仍被翻讀的原因。
放在整個中國史學長河裏，《稽古錄》的位置介乎《春秋》的褒貶與《通鑑》的繁富之間。它不如《通鑑》詳，卻比《通鑑》易讀；它不如《春秋》簡，卻比《春秋》顯白。司馬光以「提綱」自任，是要讓「稽古」從學者書齋走入讀史者的日常——這份普及之心，本身也是一種「為治」的關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