當皇帝弱而權臣強、或母族外戚掌樞，西漢與東漢的反覆告訴我們：家天下最怕的，是繼承的不穩。
一、家天下的兩種變形
專制皇權的脆弱，不在於敵人強，而在於自家血脈的斷續。司馬光寫兩漢，反覆出現兩類人物：權臣與外戚。他們是家天下體制內生出的兩種變形。
二、外戚之禍：至親的外衣
西漢的教訓從開國就埋下。漢高祖誅除異姓諸侯，卻又賴呂后主持內廷；他一死，呂后稱制、諸呂用事，幾乎傾覆劉氏（見12）。此後漢家形成一個慣例：每逢幼主即位，母族外戚便自然接掌權柄。
東漢把這條路走到了極致。皇帝多童年即位，太后臨朝、外戚輔政；皇帝長成後，又只能依靠宦官除掉外戚，結果是外戚與宦官輪流專權。黨錮之禍正是這種結構的產物（見13）。
三、權臣之路：委任與尾大不掉
權臣則是另一條路。當軍事或行政的實權集中於一人，而皇統又恰好空虛，權臣便可能取而代之——魏取代漢、晉取代魏，皆其例（見14）。司馬光敘此，筆法冷峻，不譴責個人，而點出制度之失：繼嗣不明、強臣不制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權臣與外戚之禍，本質上是同一個問題的兩面：合法的繼承鏈一旦斷裂，權力就會流向離它最近、最能掌控它的人。無論是母族還是重臣，都只是這個真空的填充物。
對治理者而言，這提醒我們：再強的個人權威，也需要可預期的傳承規則。缺乏穩定的接班機制，組織就會在每次權力交接時經歷一次內傷。這是《稽古錄》留給所有「家天下」式組織的診斷。
四、名實乖離與委任之弊
外戚之禍的特殊之處，在於它披著「至親」的外衣。太后臨朝，名分上仍是劉氏天下，實權卻已移至母族。這種「名實乖離」，使矯正格外困難：要限制外戚，形同質疑母后；要承認專權，又背離祖制。東漢的皇帝們困在這個死結裏，最後只能訴諸宦官，引出更深的禍端。
權臣的產生，則往往始於「委任」。國家多事，君主不得不把軍政大權付託一人；事平之後，權已尾大不掉。西漢的霍光、東漢的梁冀、三國的曹操，路數相近。問題不在於任人，而在於沒有與之匹配的制衡與退場設計。一旦權臣的身份與皇統重疊，和平交接便幾無可能。
司馬光論此，重點從不在妖魔化某個外戚或權臣，而在追問體制為何頻頻製造這種真空。他看到的病根是：皇權過度依賴個人，而個人的壽命與賢愚皆不可控；與其寄望於代代明君，不如立下可制的法度。這與職官與制度：百官公卿表裏的宋代論職官制度的用心，本是一貫。
五、宋祖的回答：制度化分權
宋太祖深明此理，故以杯酒釋兵權、以文臣分武人之任（見兵權與文治：宋太祖的取捨）；宋代又立誓碑不殺士大夫，讓權力在制度內流轉而非訴諸誅鋤。這套設計未必能杜絕權爭，卻大大降低了一家一姓被權臣整個取代的風險。制度化的分權，正是對漢晉之禍的回答。
歸結而言，權臣與外戚之禍，警告的是所有仰賴單一繼承鏈的組織：當權力的存續繫於某一個人的血脈或生死，這條鏈的每次斷裂，都是一次全系統的震盪。把權力編入制度、讓交接有規可循，雖不能根除野心，卻能讓野心失去趁虛而入的縫隙。
漢晉之外，這套邏輯在後世仍反覆現身。東漢以降，每一次幼主臨朝幾乎都伴隨外戚與宦官的拉鋸；而權臣篡立，更成為魏晉隋唐開國的常態。司馬光以編年層層揭露，正是要讀者看見：這不是某個壞人的偶然，而是制度安排的反覆失靈。看穿這一層，才能談得上補救。
六、現代的繼承之問
對「家天下」式的組織，外戚與權臣之禍其實提出了一個現代問題：接班人如何產生，權力如何交接？漢唐的解法是「立嫡以長」，卻仍擋不住真空期的混戰。宋祖以文官制與誓碑弱化個人篡奪的誘因，算是另一種回答。路徑不同，目標卻一：讓權力不因某人之死而失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