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安石要「改法度」以富國強兵，司馬光要「守祖宗」以安民息事。二人皆出於公心，分歧在於對「變」的判斷。
一、同一憂國，兩條路徑
北宋中葉，國用日絀、邊患頻仍，朝野都在問同一個問題：怎麼辦？王安石與司馬光給出了兩個方向迥異、卻同樣真誠的答案。
二、王安石：以「變」破局
王安石的主張是「變」。他上《萬言書》直指因循之弊，執政後推行青苗、募役、市易、保甲諸法，意在國家主動介入經濟、增加收入、整頓軍政（見19）。他的口號「天變不足畏，祖宗不足法，人言不足恤」，顯示其破局的決心。
司馬光則代表「守」。他不以為財用之窘皆出於法度，而認為根本在於「養廉」與「節用」；反對青苗官貸取息、反對驟改役法，主張漸進、與民休息（見20）。他擔心的是：新法推行過急，官吏緣法為奸，反而害民。
四、分歧的實質：政府該不該干預
這場爭論的深刻處在於：雙方都看得見問題，差別在於對「政府該不該大力干預」的判斷。王安石相信制度能積極造利，司馬光懷疑制度常制造新的不公。這不是君子小人之爭，而是兩種治理哲學的對撞。
後來的結果也頗具反諷：新法隨王安石去位而屢廢屢行，司馬光拜相後盡罷新法，卻也未能挽回積弱。司馬光在《稽古錄》中不直斥安石，而借古史立論，正是「稽古」以為當世之鑑的寫照（參稽古以為鑑：司馬光的史學宗旨）。
今人讀此，或可放下「誰對誰錯」的執念。任何改革都面臨同一兩難：不變則弊積，驟變則震盪。重要的不是口號，而是有沒有把改革的成本，算在最容易受傷的人頭上。
五、困局與疑慮：目標與執行
要理解這場爭論，得先看清宋中葉的困局。冗兵、冗官、冗費「三冗」並存，歲入雖豐而支出更鉅；對遼西夏的歲幣，更成長期失血。王安石的邏輯是：既然支出壓不下，就設法開源——由國家低利貸青苗錢、以募役代差役、以市易平物價。他的出發點是實功利的，不是空談。
司馬光的疑慮則落在「執行」。他並非反對一切整理，而是擔心：法意雖善，到了州縣，便成官吏催科索賄的藉口。青苗本為恤農，施行卻強配抑勒；募役本為均負，施行卻增科擾民。他主張先從皇室與百官節用做起，自上而下示儉，而非先向民間加一道法。兩人的分歧，一半在目標，一半在對「基層執行力」的信任。
變法還牽動人與人的關係。新法推行，需重用一班新人、立新機構，舊日持重之臣多被排擠；反對者或被貶，或自請外放。司馬光因此更憂：國是變成派系之爭，真實的利弊反而無人細論。這與諫與不諫：君臣之間的直言所論諫路壅塞，隱然相關——當反對被解讀為不合作，改革便失去校正機制。
六、人際、派系與校正機制
歷史對這場爭論並無簡單宣判。新法部分條款（如方田均稅、保甲）確有整頓之效，卻也因推行過猛、反覆廢立而擾民；舊法守成，得內安之利，卻未能解積弱之弊。司馬光的可敬，在於他始終就事論事，敗亦不諉過、勝亦不矜功。這種態度，正是史家本色。
對今天的啟發，或許是：改革成敗，不只繫於方案優劣，也繫於有沒有容得下「邊做邊改」的空間。王安石恨不能一朝盡變，司馬光主張徐圖，二者張力至今仍在每個組織的變革中回響。讀《稽古錄》此卷，與其選邊，不如學習如何把「變」與「守」都放在事實的天平上（見職官與制度：百官公卿表裏的宋代的職官變遷）。
七、改革的啟發與歷史的回響
兩人晚年的遭遇，也為這場爭論添了幾分蒼涼。王安石罷相後退居金陵，鬱鬱而終；司馬光拜相後盡廢新法，不及一年亦卒。他們都用盡心力，卻都未能讓宋徹底轉強。這提醒讀者：個人操守與國家命運之間，還隔著無數結構性因素；評史不可只論心術，也要看時勢給了他們多大的餘地。
若把視野拉長，變法與守舊的張力從未消失。後世如明代張居正、清代洋務，無不重演「改則招怨、不改則弊深」的困境。司馬光與王安石的價值，不在提供標準答案，而在示範如何認真地、公心地對待同一道難題——這份態度，比任何具體方案都更經得起時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