夏桀、商紂、秦、隋，都是強盛轉瞬化為灰燼的例子。它們的共同點不是不強，而是強到不把人當人。
一、強者的猝死
歷史上最讓後人警醒的，從來不是弱者的滅亡，而是強者的猝死。司馬光在《歷年圖》與《國紀》中反覆記下這樣的時刻：一個王朝看似如日中天，轉眼便土崩瓦解。
二、桀紂與秦：失民心者失天下
夏桀「不務德而武傷百姓」，商紂「知足以距諫，言足以飾非」，都以絕對的權力縱慾亡身（見5、7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桀紂之亡不是因為國力弱，恰恰是因為他們把國力用在了壓迫與享樂上。湯武之興，與其說是兵力取勝，不如說是「民欲與之偕亡」的民心轉向。
秦的速亡是另一種樣本。秦始皇併六國、一天下，書同文、車同軌，功業之大前無古人；可他「焚詩書而愚黔首，隳名城、殺豪俊」，把百姓當作馭下的物而非共治的人。賈誼《過秦論》所謂「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」，正是秦始皇留下的最大教訓：取天下與守天下，方法必須不同。
三、速亡的結構：三個共同點
這類亡國故事的結構驚人地相似：權力集中到一個不願聽不同意見的人手中；財力被用於滿足少數人的慾望而非多數人的生存；最後一場看似偶然的危機，便讓龐大的機器瞬間停轉。
司馬光寫這些，從來不是為了獵奇，而是「將有考焉」。他提醒讀史者：最危險的信號，是統治者開始相信自己可以凌駕於規律之上。桀紂以為天命不移，秦以為萬世一系，結果都應了「水能載舟，亦能覆舟」。關於守成之難，亦可參創業與守成：從三代到趙宋的開國之路。
對今天的人來說，亡國之鑑其實是組織與權力的普遍寓言：當一個系統不再容許反饋、不再分擔成本、只服務於頂端，它的崩塌往往比旁觀者預期的更快。
四、強者為何容易猝死
為什麼強者反而容易猝死？因為強盛會遮蔽危機。當一個政權處處順遂，它收集到的資訊往往是經過篩選的好消息；壞消息要麼上不來，要麼上來也被解釋成好事。桀紂秦隋並非沒有臣下示警，而是示警者被消音，最後只剩自己相信的那套敘事。資訊的單一化，是速亡的真正前兆。
另一個共同點是「過度動員」。秦築長城、修驪山、戍五嶺，隋開運河、征高麗，工程與兵事接連不斷，民力被抽到極限。這些舉措單看各有道理，疊在一起卻讓社會失去喘息。當賦役之重逼得百姓「自經於道樹」，統治的合法性便從根基鬆動。強大的人力物力，若無節制地使用，反而成為壓垮自身的重量。
還有一點常被忽略：亡國往往不在暴君當政的當下，而在他身後的過渡。秦亡於二世，隋亡於煬帝自身的窮兵，卻也都卡在傳承的斷裂處。一個靠個人威望維繫的強權，一旦那個人不在，原本被壓住的矛盾便一齊湧出。這又把問題引回權臣與外戚：家天下的隱患所論的繼承之穩。
司馬光借古史立論，對宋初尤有現實關懷。宋太祖深知五代之亂生於方鎮，故收兵權、重文治（見兵權與文治：宋太祖的取捨）；而宋代中葉的危機，已從外患轉為冗官冗費。亡國之鑑因此不只對著古代暴君，也要對著當世漸生的積弊——這正是「稽古」二字的用心。
五、資訊壟斷與宋初之鑑
歸結起來，速亡的三部曲是：權力拒諫、民力透支、傳承斷裂。三者不必齊備，只要前兩者持續夠久，第三者也遲早降臨。讀史者若只記住「桀紂秦隋都很壞」，便辜負了司馬光；真正該記住的，是那套可辨識、可預警的崩壞邏輯。
還有一層常被史家點出的教訓：速亡往往伴隨著「資訊壟斷」。當權力拒絕異議，地方發生的民變、災荒、將叛，都會被層層過濾成「四海升平」。秦末陳勝吳廣之起，隋末瓦崗竇建德之興，初起時都不過是地方小亂，卻因朝廷遲遲得不到真實奏報，待到燎原已不可制。亡國之鑑，歸根是「聽不到」的鑑。
司馬光把這些速亡之君並列，並非要讀者幸災樂禍，而是要建立一種「可比較的恐懼」：無論多強的王朝，只要走上拒諫、透支、斷承三條路，結局便高度雷同。這種雷同，正是「鑑」字的力量——它讓後人不必親身重蹈，也能從旁觀中學會避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