漢有文景之治也有桓靈之亂，唐有貞觀開元也有安史之禍。盛世不是終點，而是考驗的開始。
一、盛世之後的緩緩下滑
讀《國紀》的漢唐諸卷，最動人處不在開國的轟轟烈烈，而在盛世之後的緩緩下滑。司馬光用編年的冷靜筆法，讓讀者看見衰敝如何從盛世的果實中長出。
二、漢唐的盛衰曲線
西漢的曲線是典型的「高開低走再中起」。高祖創業、文景休養，到武帝極盛，國力空前；可武帝窮兵黷武、徭役繁重，已埋下昭宣之後的疲態（見12）。漢高祖定下的寬簡，到盛世反而被豐功掩蓋了節制。
東漢光武中興、明章繼治，看似復興，卻在桓靈之世陷入黨錮之禍，終至獻帝禪魏（見13）。中興之功未能轉為長治，癥結正在於衰敝的種子從未被根除，只是被盛世的繁花遮住。
唐的轉捩更為戲劇。貞觀之治以納諫任賢為標誌，開元一度被譽為極盛；但府兵之壞、藩鎮之重、中央與地方的失衡，早在太平歲月裏就已發酵。唐太宗身後，這些結構性問題並未因盛世而消失（見15）。
三、中興之難：在固化體制內動手術
這裏有一個反直覺的觀察：中興往往比創業更難，因為它需要在一個已經固化、利益已經板結的體制內動手術。光武能中興，靠的是節儉與信賞必罰；而許多王朝的後期，恰恰喪失了這種自我修正的能力。
衰敝的常見入口有幾個：外戚與宦官取代正常的官僚通道、財政被特權階層掏空、邊患與民變互相牽引。它們單獨出現時都可治，疊加出現時便無藥可救。
漢唐的教訓，對任何想長久的組織都是一記提醒：成功會製造傲慢，傲慢會關上諫門，諫門一關，衰敝便只是時間問題。盛世最該做的，是為可能的下滑預留緩衝。
四、衰敝如何生成
盛世之所以危險，是因為它讓人誤以為規則可以鬆懈。貞觀君臣常以隋亡為戒，故能兢業；開元既久，戒心漸失，奢侈與怠政便趁虛而入。同一批制度，在憂勤之世是良規，在逸樂之世便成具文。制度不會自己腐敗，腐敗的是執行制度的人心。
財政是最誠實的衰敝指標。漢武末年海內虛耗，不得下輪臺之詔罪己；唐開元天寶之際，戶口雖增而賦斂轉急。當國家的開支增速長期快於可持續的稅基，統治者通常的選擇是加重盤剝或另開名目，而這又反過來侵蝕民心。財政的失衡，幾乎總比政治的口號更早透露真相。
邊防與內政的連動也值得注意。漢唐之衰，都伴隨著邊境長期用兵帶來的財政與將權膨脹。唐的藩鎮正是為應對邊患而設，結果尾大不掉；這與兵權與文治：宋太祖的取捨所論兵權之收放，原是同一難題的兩面。中興若是靠暫時集權應急，事後卻不設退場機制，危機便只是被延後。
五、人與制：盛世靠什麼留存
司馬光敘漢唐，格外留意「人」與「制」的互換。盛世靠明君良臣撐起，一旦其人不在，若無制度承接，盛便難續。他推崇貞觀，不全在太宗之明，更在於當時形成了一種「君臣共濟」的慣例；慣例一去，縱有賢君亦孤。中興與衰敝的分野，往往就在這種慣例能否留存。
對讀史者而言，漢唐給出的不是「盛世必亡」的宿命，而是「盛世最該自省」的提醒。真正的衰敝，始於人們不再把危機當真；而中興的希望，也正在於還有人願意於治平之時，預作綢繆。這層意思，與諫與不諫：君臣之間的直言論納諫相通。
六、承平假象與既得利益
盛世的「承平」假象，還表現在史書的修飾上。本紀多書祥瑞、少書災異；而《百官公卿表》與實錄裏的貶黜、流徙，才洩露真實的緊張。司馬光編年不尚鋪陳，正因他要讀者穿過本紀的華服，看見制度實際的鬆緊。這也是為什麼他特別看重「中興」與「衰敝」並書，不讓盛世獨佔篇幅。
說到底，中興之難，難在「既得利益」四字。盛世養出一批靠舊格局獲利的人，任何整頓都會觸動他們；改革者若無居高位的定力，往往未成先挫。漢唐後期不乏有識之士，卻少有能撼動結構的機會，正緣於此。衰敝不是沒人看見，而是看見也改不動。